我在此不甚精准地套用哲学家张一兵做出的“他者”三分――“神性他者”、“魔性他者”和“奴性他者”――将古老的“彩衣笛手”称“魔性他者”;而《流沙》中的杨铁锤，在“我”这个十二岁男孩的眼中，因其“真刀真枪”功夫超绝，未尝不可称“神性他者”。同时，镇长、佟掌柜、赵金牙等人所见的杨铁锤则是“见了人谦和地点点头”，“得空了还帮人家开石头、凿石料”，亦多少有“奴性他者”的气味。《流沙》塑造“他者”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让杨铁锤身上容纳了判别的分歧。此种集于杨铁锤一身的矛盾性，也恰与此人送命前那悲剧性的歇斯底里相呼应。
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魔性他者”还是“神性他者”，皆是被传奇化的“他者”。他们的身上带着新奇的幻影，他们在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中出入。他们的存在，得自“自我”对于“他者”产生的想象或幻觉。当然，将“他者”传奇化的冲动，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宋世明亦极敏锐地将其揭示出来。《流沙》渲染“村气”过后，笔锋一转即写“文气”――八十年代中特殊的社会文化气氛。小说中点到的既有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战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亦有风靡城乡的草根文化极品金庸武侠《射雕英雄传》……上述一切虽说面目殊异，却共有“传奇”的内里。这一切都成为“我”在内心中将外来卖艺人传奇化的土壤。很快，宋世明写到了大彩电进村，电视广告声声入耳……似乎暗喻民间艺人杨铁锤巡游卖艺的最后一程乃至其人生的最后时日，也是盛行于八十年代的诸文化传奇的终场时分。以后的年岁中商业压抑文化，平庸取代传奇……此番小说外的现实景况，过来人都已有经历，倒也无需我赘言。 《流沙》或许又很容易被视为一篇灰暗的成长小说，或充满惆怅的怀旧小说。少年的“我”目睹了女孩的初潮、直面了传奇人物的惨死――“性”与“死”向来是成长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足以唤起充沛的岁月回想。但如果我们将《流沙》的故事拉回“自我――他者”的解析轨道，读到小说尾声中二十年后的“我”哀怨地为《流沙》出场人物一一草续的结局，不难体悟“自我”确是通过对“他者”的区分而建构，而这种构建被小说最终冷峻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迥异的命运。诚然，任何有关“他者”的故事，皆是一个隐喻、一则寓言。德国的“彩衣笛手”讲守信的道德哲理，宋世明的《流沙》则是一曲文化挽歌。它终究是以一个“他者”的死亡故事，来隐喻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如风而逝，不留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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