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兴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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