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这以后,又经过十年,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新诗,衰落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引人注目,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速度”,而这个“中国速度”只是经济的速度,科技的速度,而不是文化的速度。郭老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诗歌的春天却渐行渐远。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样,我只能说,中国诗歌,死了。在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间,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经过回光返照的十年之后,彻底死了。八十年代,朦胧诗成为了诗歌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梦呓。北岛、舒婷、顾城、孙家新、食指、江河、于坚一伙人,一伙当时年龄大多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带着对wenge的不完整反思,对信仰的不正常祈求,对生活和岁月的不合实际的理解,在大街小巷、广场胡同张贴自己的作品。诗歌表现颓废、含义晦涩,却隐含了一种这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特殊的心理诉求。一时间,北岛之流成了英雄,但是我要说,经济建设是要摒弃其他的一切非相关的内容的,这种看似“诗歌中兴”的文化现象,在人们还没有完全读懂、脸上的兴奋红晕还没有完全褪下之时,便要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了。看看这些“中坚诗人”的现状,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诗歌的处境:北岛在欧美讲学,名义上是访问学者,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避难者,因为他和zhonggong的民主观念不太同步;舒婷在厦门的鼓浪屿隐居,属于陶渊明型的失意者,不再写诗了;顾城在新西兰精神崩溃,用斧头砍死老婆之后自杀;食指现在疯了,这谁都知道,囚禁在北京某处一个听说只有几平米的小房子里,我去年在北京还想找他,终未遂愿;孙家新、江河、于坚好一点,闷在家里,和自己的灵魂过不去,但是听说也不再写诗。我突然想到,他们的结局跟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之辈何异?这就是朦胧诗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新诗的现状,死的死,逃的逃,隐的隐,疯的疯,窝的窝。如果说朦胧诗还不算是中国诗歌死亡前的回光返照,那九十年代初期的汪国真现象绝对是这样的了。不过我不想把汪国真纳入其中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校园诗人,而且他只是一个校园诗人。他的作品只在九十年代的学生们中记忆深刻。押韵明确、朗朗上口、语言温馨是他的主要特征,但是我不承认他的诗歌有深度,尽管“汪国真诗歌”曾经一度是我写作的启蒙者。再说汪国真风潮只是他的个人现象,和社会大气候无关,他的一时畅销也不能说明时代问题。十几年过后再回头去看汪国真的作品,除了语言的优美,我们已经找不见其他任何东西。汪国真在九十年代初期连续三年引发风潮,作品销量一直居于同类书籍的榜首,着实迷倒了大片的少男少女,而他的撒手锏就是“温馨”二字。冷峻的东西几乎在他的作品里边找不见踪影,而在一定程度上冷峻和伤痕往往才是诗歌的生命所在。他的诗歌我到目前只记得一首《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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