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想谈一下文学多样化的问题。高压锅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越符合标准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学最怕的就是批量生产。我确实没有资格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因为在这30年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家,出现了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如果一个人没有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对它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是很冒险的也是很不负责的。我也没有兴趣过多地评论别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关于文学的标准,而且我按这个标准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可以不喜欢某个作家,但是我无权干涉他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当然要尽量排除掉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尽量客观地评价别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可以非常个性化地选择我所喜欢的,不读我不喜欢的。刚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当然离不开社会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必须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你要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来讲,最可贵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样,那么这么多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在社会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一种共性,但是在文学当中确实要高度地强调个性。
在国内,我做过的很多演讲都以文学的个性化与作家的个性化为题目。这也是30年来中国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从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脱出来。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而且我想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态度,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确实跟政治家、社会学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即便是作家队伍里面也应该有很多差异。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最终我还是认为,归根结底,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作品,那么你这个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我想每个人都不彻底,我也不彻底。如果我彻底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名字一样不要说话。所以我也不彻底,我也要说话。
(节选自莫言2009年9月13日《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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