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当时鲁迅的生活，正经历着重大的改变。这时，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虽然尚未完全结束，北洋政府的迫害也让他极为愤慨，但他的所有工作并未中断，而且，通过抗争，原先担任的佥事的职务得以了恢复;与此同时，由朋友介绍，厦大向他发出了邀请，或许出于多种原因，鲁迅欣然应允。按他的说法，此行的目的，至少可以使自己“少问别事”，避开纷扰，一则可以“专门讲书”，同时写点文章，“印点关于文学的书”;二则也是为生活计。可是赴任不久，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至，于是，他很快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终于到厦大不到一个学期，就辗转去了广州。
如果把他的这段生活经历与相关文章所反映的感情变化相比对，显然，两者之间与其说是某种巧合，还不如说是作者真实内心的折射。
“鲁迅先生的写作，总是由于当时相当事实引起了感想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所写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
心由境生。“离奇”的处境，使作者的内心十分“芜杂”，有时甚至相当的矛盾：譬如他在谈到《野草》时，说“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在《两地书》中，也曾有过“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感慨;但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却呈现出积极昂扬的一面，他说“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反映到《朝花夕拾》的整个作品中，我们就可看到，有时他直抒胸臆：“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有时甚至痛斥诅咒，如《二十四孝图》;有时则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如对阿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为情造文：内容很“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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