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感慨自己窃比稷契的愚拙,但马卜顿出“自首甘契阔”至死不渝的决心,次感慨自己忧民之心被同学翁取笑,但马上顿出“浩歌弥激烈”的更深忧思;复次说自己并非不知隐逸为高,但马上顿出皇帝于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忍离去;再次说自己也非以为国无其人,但马上顿出忠君之情处于本性,实难移易;继而又说虽想放弃鲲鹏大志而效仿蝼蚁之辈,但马上顿出仍然耻于干谒;最后感叹耿直的本性使自己碌碌无为,但马上顿出仍要坚守节操,在百感交集之时只好借酒浇愁了。虽然全段之意不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但可谓笔笔转、句句转,在顿挫之中将感情表达得更为深挚。
第三,“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必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包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是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E达到了“超凡人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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