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文学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
肃宗是乱世天子，他在位6年致力平叛。代宗面对盛唐残局，东有藩镇割据，西有吐蕃侵扰，北有回纥要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德宗即位之初，颇思励精图治，减乐工，损服玩，禁止宦官受赂，罢诸处岁贡，政局为之一新。德宗亦思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但社会、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反而引起一场大乱，爆发了朱滔、李希烈、朱泚等人的叛乱。最后，朝廷虽平定朱泚、李怀光、李希烈等之乱，但对其余叛镇只得以姑息让步换取乱事的结束。
顺宗在位不到一年，为后世留下了一次说不尽的革新运动。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来也有人称之为“永贞革新”。
显然，肃宗、代宗两朝穷于应付安史之乱及其善后工作，中兴无从谈起，仅限于政局稳定无事的奢望。德宗时期，社会、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急功近利，适得其反。那么，顺宗、宪宗两朝当是中兴的最佳时期。其时，社会稳定，国家富足，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制约着政治经济的新兴势力的发展。于是这股中兴势力，要求削夺藩镇与宦官的权力。顺宗、宪宗朝这种矛盾日渐尖锐，中兴终于摆上日程。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就是这股中兴势力的代言人。“二王八司马”事件将这种矛盾推向高潮。二十八年后的刘蕡事件再次证明这一矛盾的存在。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其背景是，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永贞革新”失败;元和元年(806)正月已退位的顺宗突然“旧恙愆和”，猝死。帝王的命运竟为宦官近臣操纵，中兴遇阻，盛世难期。
白居易平生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下，白居易作《长恨歌》又何尝不是为没有能够担当中兴之任的铁腕雄主而喟叹呢? 第五，文者气之所形，前后一气，情结中贯。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从结构上看，全诗可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于是，有人认为前后两部分表达的感情不一致，前者重在讽喻，后者重在歌颂爱情，是为多主题。苏辙说“文者气之所形”。古人在创作和欣赏时，常常讲文气，以文气反映作者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流程。王勃《滕王阁序》写了南昌历史人文、滕王阁景观与宴会，以及自己行踪际遇，涉及多项内容，这样大容量的内容很难归结到某一点上，但全篇洋溢着作者自负才华渴望有所作为的少年意气。《长恨歌》篇幅长、容量大，前后虽明显分为两部分，但仍给人一气呵成之感。那么贯穿前后的是一股怎样的气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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