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爱情悲剧的深层原因与文化意图
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①翠翠的爱情悲剧有着多方面的现实原因，而这些也正是小说深刻悲剧感的来源，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
1、人性的孤独
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曾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②
《边城》中的人物都有着鲜明而美好的人性特征：爷爷真诚热情、耿直大方，翠翠单纯可爱、天真活泼，顺顺豪爽洒脱、正直慷慨，天保心直口快、和气忠义，傩送聪明美丽、真挚爽快，甚至连船上的妓也重义轻利、钟情守信，整个边城的人民是淳朴真诚的，到处洋溢着安静和平的氛围。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沈从文曾多次在作品中对这种纯朴自然的人生形式予以高度赞扬。
但是，《边城》中的人物虽都有着健康而优美的人性，有着亲情和爱情的羁绊，看似亲密，但他们在灵魂上实则是相互孤立的，这种灵魂上的隔绝状态导致了淳朴环境下、美好爱情中的一条条裂缝，最终串联在一起导致了悲剧结局。例如，爷爷关心呵护着翠翠的成长，却不懂得翠翠青春期少女的想法和心属傩送的真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坦诚地交谈过，这不仅误导了天保，也造成了爷爷知道实情后的犹豫行为，最终被接连的打击击倒;而翠翠和傩送虽然两情相悦，却始终没有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翠翠的害羞被动、傩送的消极不主动使得他们的爱情从开始便不是对等的交流，以至于翠翠甚至不知道是谁在向她唱歌求婚;而且，翠翠的天真害羞使得她对爱情采取了被动逃避的态度，致使天保得到的答复含混其词，进一步导致了天保和傩送的竞争，从而加速了悲剧的产生。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上是他们缺少灵魂上的交流而导致的结果，是悲剧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沈从文赋予了小说中的人物以美好的人性和纯真的心灵，他们善良、真诚、相互爱护、不愿伤害他人，但是翠翠的爱情却以悲剧收尾，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感与矛盾感，在暗指悲剧的原因不在于主人公的内心和偶然的命运因素，而在于外在的物质力量和相互之间的精神力量的同时，突出表现了其对美好人性的歌颂和对“真”与 “爱”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孤独的深入思索。
2、文化的冲突
爱情悲剧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文化冲突导致了从属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不理解与误会。
一方面是翠翠和爷爷所代表的原始文化与团总女儿和磨坊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冲突。翠翠与爷爷在自然、淳朴的边城中生活，体现的是边城的原住民文化特征：寂静和平、单纯寂寞地生活着，热情慷慨，多赠送的情分而少金钱的功利。乡绅女儿的新鲜打扮和作为陪嫁的磨坊则最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文明的商业性质和世俗特征。而处于两者文化之间的傩送走南闯北，受到了现代文化的熏染，虽仍保持着边城人民的淳朴热情，但身上的原始特性已有所消失。因而，在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之下，如同文化的必然对立，翠翠与傩送虽相互倾慕却似乎总有些“不凑巧”的巧合在离间着他们之间的情感。
另一方面则是苗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汉文化)的冲突。爷爷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在面对天保的求亲时，想的是“照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要求天保按照苗族传统求婚;而中寨人有意与顺顺结亲时，则是派乡绅女儿与乡绅太太亲自前去查看作为陪嫁的磨坊和傩送。爷爷式的传统是典型的苗族文化，而中寨人的做法则代表了日渐渗透并取代苗族传统文化的外族文化特征，两者的冲突其实也是一种精神文明的冲突，在两者的对比下，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意味更显浓重。
1934年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生活上的变化引发了思想上的激荡，沈先生对现实的思考也流露在《边城》中。正如他所说， “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④他向往自由、健康、甚至带有些许愚昧的人生形态，在文化冲突中选择了传统文化，并将这冲突表现在作品中，希望能够进一步引发读者对现实社会的注意与思索，期望能够探索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
3、现代文明的入侵
我认为翠翠的爱情悲剧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文明的入侵导致了边城原始文明的剥离，“边城”的逐渐消逝影响到了原有文明圈内的个人。
《边城》开始部分描述边城是“有秩序”的，人民“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然而，在小说结尾部分，作者又借经历了整个变动的杨马兵发出了“时代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的感慨。可见，现代物质文明、现代政治对这个地方的平凡人物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实因素不断反映在小说中，“印花布”、“美孚灯罩”等工业文明成果的出现，傩送与中寨团总女儿的亲事对傩送与翠翠的爱情的冲击等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现代文明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改变了《边城》中人们的命运，翠翠的爱情悲剧不过是众多被改变的命运中的一点影子。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边城所代表的原始、淳朴、安静和平的传统文明、以及那种有别于都市的完整、协调的独立环境必然消失的命运是沈从文着重表现的，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这样说道：“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企图通过展现湘西民间社会与传统文化之美，告诫读者中国的生机在民间，中国的希望在民族传统中，倡导人们向民族的辉煌历史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作者试图通过对中华民族逝去历史的追忆和对目前状况的批判，引发人们对自身、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优美的爱情悲剧之后隐藏的是作者炽热的爱国之心和深刻的文化关怀。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
[2]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3] 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4] 金介甫[美]，《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 金介甫[美]，《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6]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
注解
① 汪曾祺.《又读<边城>》，见《汪曾祺文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② 金介甫[美].《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③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刘洪涛.见《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④ 沈从文.《序跋集·<篱下集>题记》，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33页.广州：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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