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走出湘西走向城市的沈从文，创作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24年—1927年是他创作的初期，创作了———。1928年—1931年，他主要在上海，一扫往昔作品中的感伤情调，传奇倾向，转而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他的自我认知和地方意识开始觉醒。他说：“我于是重新得到了稳定，且得利用笔的机会。可是我不再写什么传奇故事了，因为生活本身即为一种动人的传奇。我读过一大堆书，再无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乐、得失、经验更离奇动人。”
沈从文的早期经历郁结于心，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对其后来独特的知觉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年的定势最容易变成一种独特的眼光，在这种独特的眼光中，周围的一切都会罩上一种特殊的色彩和形态。这就形成了沈从文的创作与鲁迅乡土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深广不同，与二十年代以台静农、冯文柄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鞭辟入里地揭露农村黑暗现实不同，沈从文的作品仿佛一幅幅久远的时隐时现的风景画，一首首冲淡平和的田园牧歌，对现实社会缺少批判性，有的只是包容和慨然接受，将生活中的美高度抽象出来，着重对人性美的理解和挖掘，同时也将人性的弱点在高度抽象中淡化了。对人性的弱点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平铺直叙中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
无论是反映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质朴生活的永恒愿望也好，还是营造一种氛围，虚设一个桃花源般的仙境也好，沈从文都是在用“乡下人”的单纯目光来烛照心灵。
朴拙迂阔，不存心机，他将自己始终定位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二十年闭塞的湘西生活，已融入他的血液，他对乡土的执著，使他很难再接受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处事理念。带着乡下人的特质和乡下人的标尺评判一切，结果是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既不能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又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回归乡野过着躬耕自足的生活，这种游离而产生的审美距离，使他具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表现方式。在以陌生与隔阂的眼光看待都市的同时，他又以熟悉的眼光塑造出了一个富于原生态魅力的寓言神话般的湘西世界，于是一切来自文明社会的秩序和准则纷纷隐退，代之以他构建起的理想的乌托邦——与自然大化合而为一的人性美的伊甸园。作家以追忆和想象的方式，怀着朴素和感伤的情绪，完成了对湘西的浪漫寻梦，以实现作家独立支撑的精神大厦与城市生活的抗衡。
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的风熏雨沐里，沈从文的早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定势发生了作用，他始终倾向于传统的情感，这种情感与湘西特殊的乡情民俗和地域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以一种审美方式来关照和对待生活。他对于自然人性和人格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审美情感，而非理智判断。如果把城市文明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主流趋势，那么沈从文所表现的就是这种主流趋势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性表现出更多的质朴和自然之美。
事实正是这样，作家有一颗平易的心，他洞悉世态人心，对其曲折幽微极其理解、敏悟，关心湘西土地和活动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他作品的主旋律。活在沈从文小说中的，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物：贩夫走卒、农民水手，间或也有土匪强盗，但不是青布包头、穿夜行衣、飞檐走壁的那种，而是家常打扮和平凡的灵魂和肉体，行为并不铺张扬厉，也无豪言壮语，只是风日里，安分守己把日子打发过去。环境的严酷、时运的不济，随时会有灾难降临，他们却处之泰然，心安理得。那份超常的从容不是故意做出来迁就某种信念或宗教，而是发乎天籁，与生俱来的。他的作品，没有乱世英豪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壮怀激烈的斗争场面，一切都淡化了、诗化了。
这是最本色的故事，它的魅力主要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来自奇异的地域风情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沈从文面对的是湘西，那个屈原乘一叶扁舟，寻芷访兰的湘西，陶渊明安置他桃花源的地方;古苗民被一路追杀，溃败于此，汉人修城墙、筑碉堡，把他们圈在有限的保留地里，两族人朝夕相见，世代为仇。谣曲、神话鲜活可现，苗族文化的侵润和影响，支配着居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现代战争也没有放过这片蛮荒之地，各路军阀龙争虎斗，造就无数土匪和英雄。这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作家质朴率真、侠义豪爽的性格，沈从文在这荒疆边地，搜新捕怪、志异猎奇，所写种种，皆在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阅历之外，让读者感到新鲜和刺激。
三十年代初期的政坛和文坛都不太平静，沈从文始终执着文学与政治的游离，纯文学观源于他早期生活经历中对生活的纯美认识，人、人性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构成的人性美的要件。在波峰浪尖的政治环境中，作家对自然、传统和人伦道德的崇尚，丝毫没有背叛的成分。倒是对现实，作家表现得相当隔膜和弱智。“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伟人巨匠，所有努力挣扎的方式，照例和流俗的趣味及所悬望的目标，总不易完全一致。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他似乎不是那么精于算计，有点散漫、任性、也有点清高自负，他没有加入什么党、什么派，他特立独行，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他选定了这种生活，并且甘愿接受它的征服，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他都要沉到底。一切来到他生命中的事物，他都要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说：“我需要的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他的心是敏感的、多愁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坚韧的。他在孤独和坚韧中孕育和创造。可以说，作家的早期生活经历以及后来发生一切都为创作《边城》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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