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休息了,我们就坐到一起了。我那时候想好了,我说:“老蒋去世以后,你作为他的妻子,你是怎么来面对你今后的生活的?你是怎么在这十年当中抚养你的孩子的?”我记得我当时问了她三个问题都是有关她的,然后当时她特别激动,她说十年来所有的记者报道的人来找我,都是问我老蒋的事儿,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的体会。我说:“我要演你,我必须问你的体会,问你的感受。”老蒋的事迹我在报纸上、杂志上都已经看了好多遍了,她原来连家都不让我们去的,后来她接待我们了,到了她家以后,我们因为想去要一些什么更真实的道具什么的,到她家看看有没有这些东西,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他们家一张蒋筑英的照片都没有,我们以往从一些文艺作品啊,认为可能是满屋子都是他的照片,但是一张都没有,因为她说她把老蒋的照片,连报名照她都全部收起来,放在箱子底下,她怕看到了会触景生情,她会难过。所以这个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生活的实质,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概念化。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对我塑造这个人物,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你想,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家,然后丈夫43岁正当年,从长春到成都去出差了,四天以后突然间说在那儿去世了,没了。你说这样的打击对一个家庭是多么沉重。包括这些认知,后来放在我的表演里头了。
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人家告诉她,你的丈夫在太平间里,她走走走一看,看到太平间三个字。我们原本剧本上写着我这个角色一下就冲进去了,后来我就在拍摄现场问导演:“她凭什么相信她丈夫在里头啊?她为什么要冲进去?她可能就是不相信,她哪怕知道,她也不愿意相信。我觉得她可能转身就走了。”他说“啊?你不进去啊?那你怎么演啊?”我说:“她可能转身就走了,她不愿意相信。”完了我们就在现场,我就演给他们看一遍:我一看,突然间一转身就走了,然后那个带我去拿着钥匙的,医院的那个保安就在后面追说,你的丈夫是不是姓蒋啊?这个时候,她才一下子站定了,她想她的预感终于实现,因为她是瞒着人家悄悄地到医院里去看,因为所有人都在瞒她,之前不知道,她感觉不对,她自己晚上一个人到医院里去看的。然后这个时候,她证实了以后再转过身来的时候,她就恨不得一步跨进去。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那种反差,力量。所以我就说,蒋筑英这个戏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当中的原型人物概念化,脸谱化。我真的非常反感艺术当中的概念化,我也不要看那样的电影。如果通过我们虚假概念,脸谱的演绎而让观众对这样的人物有所误解,有所误导,我觉得是我们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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