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器物分析的社会（文化）范畴
如果将器物类比为一个文本，那么社会（文化）范畴的研究既有语境廓清的功能，也有意义的阐释和再阐释性质。
在语言学中，语境大抵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影响任一横组合段之释义的`全部条件的集合，既可以指文本中的上下文，即所谓“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也可以指一切对文本（或文本的一部幼理解产生影响的条件，即所谓“超语言语境”Extra linguistic Context其二，指表达思想的语言环境，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对象和知识等多种因素。语言学家指出：语境的基本功能是“意义的特指化”，即排除歧义、明确所指和补充省略的信息，因此“语境（不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一经具体化，信息在交际中的可能性便缩小了，而不像抽象于语境之外的信息那样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但是如前所述，器物与语言有着根本的区别。语言的文本即便在语境不明的情况下，仍不妨碍某种字面意义的生成和理解，因为漫长的语用史早己在其中积淀了深厚的意义残迹。器物则不同，其存在方式只是一个浑然之物，它的基本功能则在于“致用”而非“表意”，即使那些具有明确表意功能的器物，其“表”意的方式仍然复杂多端，其所表之“意”也相当隐晦，如果没有语境的支撑和限定，其理解将十分困难。 但是对于器物来说，它的语境又是什么？沿用语言学的类比，可以说同样存在着文本内外的分界，也就是文本内语境和文本外语境。所谓“文本内语境”，是指在某一特定的生活情境中，器物常常成组或成群地出现。例如在祭祀仪式中，鼎姐几筵薰篡篷豆尊爵瓤翠等等通常一起出现，它们沿着仪式的节目和流程有机地分布，指称着参与者行动的类型、程序和结构，而构成一有意义的行为表达式。凌廷堪《礼经释例》云：“凡所以凭者曰几，所以藉者曰席”，“凡盛水之器曰晕，艳水之器曰斗，弃水之器曰洗”，“凡盛酒之器曰尊，艳酒之器曰勺”，“凡酌酒而饮之器曰爵”，“凡烹牲体之器曰镬”，“凡升牲体之器曰鼎，出牲体之器曰札”，“凡载牲体之器曰姐”，“凡盛濡物之器曰霎，实濡物之器曰豆”，“凡实干物之器曰篷”，“凡盛黍樱之器曰篡曰敦，盛稻粱之器曰薰”，凡实羹之器曰铡，实大羹之器曰橙“凡极醒极羹之器皆曰栖。”这些不同功能的器物的有序组合与次第出现，不能不让人想起“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知的说法，联及“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更在纯属自然的饮食需求之外，流露出一重启人深思的文化寓意。所谓“文本外语境”，则指的是器物出现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情境。“社会”与“文化”在此指称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或如格尔兹所说，乃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社会指人际互动的模式或实存的社会关系网络，文化指社会互动围绕其产生的有序的意义系统和符号结构。二者一显一隐，构成了观察器物并理解其意义的背景和框架。在此背景和框架中，器物显示出复杂多维的意义。
首先，器物的设计和制作原本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互动形式。例如，在商周青铜礼器的制作中，其作者归属，就是一个颇难解答的问题。亚里斯多德说：“关于制造过程，一部分称为‘思想’，一部分称为‘制作’—起点和形式是由思想进行的，从思想的末一步再进行的功夫为制作。”但对这些青铜器而言，其制作“思想”应该归属于谁，是在铭文中宣称“某某作宝尊彝”的器主，还是那些不具姓名也无从稽考的工匠？抑或他们共同参与了器物的设计？其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对此，传世文献未尝齿及，考古材料亦无所明示，因而殊难遴断，不过它们都提供了有关工匠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的若干线索，表明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观念中，对此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评价。《考工记》云：“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又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巧”既是工醒目的标志，同时也是其遭致垢病的话头： 《庄子·天道》所述“轮扁研轮”故事，其事盖出于虚构，但未必没有“工执艺事以谏”的传统为素地。而“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的论断，则肯定了技通于道的实质和技进于道的可能。由此推想，在青铜器的制作中，应该存在着两个阶层（贵族与百工）和两种文化（礼乐文化与匠作文化）的互动，贯穿了从最初制作动机的萌发到具体的器形设计和工艺流程。正是这两个阶层和两种文化的互动，赋予了中国青铜器超卓的工艺水平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次，在器物的使用、观察和反思中，器物所蕴含的思想被不断地挖掘、阐释、升华和再造，如同一个语言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所遭遇的情形。如前所述，制器工艺之由简单而复杂、由粗糙而精致的演进原本是极其自然的过程，但在韩非看来，却成了世风衰败的鲜明表征。又《吕氏春秋·适威》记：“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窃曲纹是始见于周代的一种青铜器纹饰，其形态通常表现为由两端回钩或“s”形线条所构成的扁长形图案。有研究者认为窃曲纹系从夔纹之类的龙纹变形而来，张光直径称其为“龙源几何形文”，朱凤瀚则认为其造型、结构和布局分别取材于夔纹、顾龙纹、警臀纹和长尾鸟纹而有所变化。此种纹饰的出现使以往神秘庄严的动物纹饰趋于解体，促进了青铜器纹饰的几何化和抽象化。由此可见，窃曲纹的出现自有其因革承创的脉络。《吕氏春秋》对窃曲的解释带有思想家的观念预设和独特观感，或许不无过度诊释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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