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践、文化与科学合理性
对科学合理性的认识论信念考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性研究所讨论的问题更加细致，深入到了科学知识产生的微观过程，表明了科学受到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更加丰富了科学合理性的内涵。
著名的科学知识建构论的主要代表诺尔一塞蒂娜(K.Know一Cetina)就认为:“科学成果从与境方面说是特定的建构。
这些建构带有创造科学成果过程的境况偶然性和利益结构的标志，没有对这些建构进行分析，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这些科学成果。
科学研究程序中，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选择是当地的，依赖于具体的研究境况，科学知识的产生以及接受被内化到实验室的细枝末节中，实验室这个微小的单位已经将科学知识体系细致地描述出来。
在诺尔一塞蒂娜的后期研究中，她转向了对实验室文化的研究，她将这种实验室文化的研究称为“认知文化”。
认知文化比前期的科学实践考察视野更广泛，以前对科学实践的考察只是关注与实践相关的科学家事务、实践规则和科学家活动，而基于认知文化的实验室生活世界则将视野拓宽至参考情境以及关于情境的世俗的、本体论的和空间的等结构。
诺尔一塞蒂娜指出，“认知文化聚焦于不同的以知识为导向的生活世界，不同的关于经验的意义，参照物(知识客体)的特殊建构，关于仪器的独特的本体论，认知主体的特殊模型。
在我们看来，诺尔一塞蒂娜对科学知识的实验室考察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科学合理性模式怎样改变，但是她所提倡的科学实践分析模式则隐含着人类合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演变)也就是科学合理性不是文化无涉的，而是受到多种认知、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
与诺尔一塞蒂娜的研究方式相近的另一位人类学家特拉维克通过对HEP(高能物理学)社区的考察，描述了物理学家的文化取向和物理学界文化，以及日本和美国各自的HEP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等等。
这种实践性研究采用大文化的视角，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被看作一种信念或文化现象。
在科学认知中，科学合理性必然要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人类科学理性的形成过程因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这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那里早有论述，巴恩斯认为“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科学的.不同分支有着潜在的文化内聚性。
他指出，科学在逐渐被当作是一种有着相当不同的社会控制系统、相对自主的文化。
马尔凯(M.Muikay))也对科学做了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和解释。
他指出，在对科学知识做社会学的分析中，文化资源同科学家们所使用的认识或技术资源同样重要，科学知识作为科学文化成果，应该和其他文化领域一样，接受社会学的分析。
因此，科学合理性的内涵中就不可避免地融人了文化等因素。
四、小结
探索科学合理性问题，其实也就是力图说明，我们如何解决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争论，如何选择一种可以用来约定的标准。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外延延伸到人类的行为与文化实践中，布鲁尔(D.Bioor)在巴恩斯的启发下，也曾作了“自然合理性”与“规范合理性”的区分，自然合理性表现为人类的一般认知特性;而规范合理性是指确立或认可的推论模式。
他们认为，不可能有真正.原始的观察语言，观察语言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协商，也是在互动中被维持和修改的，因而也就没有一组特定的信念是合理的或为真理的;真理不意味对某一问题绝对正确的把握，更不意味是其他问题的衡量标准，基于此可作为科学知识衡量标准的单一的科学合理性是不可能的，衡量知识的标准也是一种适时的集体协商的产物。
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离开了行为者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便很难说明科学因素变化的动因。
科学家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选择固然可以从他持有的理论、方法和目的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说明，但这并不能排除当时社会环境、生产实践水平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讲，至今，科学哲学提出的任何一个科学合理性的模式都不能完全应用于科学的实际过程。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前述的模式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即科学知识只是对自然界进行的客观描述。
科学知识社会学虽然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科学合理性的模式，但他们力图证明，科学知识不只取决于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它还是人们交往的产物，是由作为集体成员的人社会性地建构或构造出来的，同时也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从信念的心理分析以及文化的角度看待科学事业，科学合理性也会从一种约定的合理性变为一种自然的、适时的合理性。
正是在消解静态的合理性并建立一种动态的合理性的过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表达了他们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即:不存在独立于任何范式的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客观真理，科学领域也不例外，更没有一套固定的标准衡量不同范式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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