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重拾笔:生生死死随人愿
当初文学史家夏志清最大的遗憾,就是“白先勇迷上了昆曲”,从那以后,这位被他誉为“张爱玲之后最好的华语小说家”就鲜有作品了。
白先勇最为内地读者熟知的作品,无疑是那部被搬上荧屏的《孽子》。他也自认如此,“如果用四个字概括我的人生:逆天而行。”纵观白先勇的74载,少时“想要建设祖国大好河山,回大陆修三峡大坝”,于是报考了成功大学水利系,上了一年发现“我当工程师只能是二流的,当小说家可以是一流的”,于是弃工从文转入台大外文系;青年时代,全世界包括台湾文坛都在“后现代”,他却到故纸堆里去找归宿,于是因《台北人》得了个“年轻的老灵魂(夏志清语)”;等到人生过午,名满天下,却因重新邂逅昆曲,义无反顾地转型……
再算上被《树犹如此》记载的那段和“我的朋友王国祥先生”38年的同性之爱,晚年脱离家族世代信仰的伊斯兰教,皈依佛门,白先勇简直可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对对,我当然也是。我们家是广西人,又是少数民族,本来就是蛮夷嘛!打到中原去的。”
白先勇的《台北人》里,第一个出场的,就是一位父亲拿着枪在那儿站着的严厉形象。如果给军令如山的白将军,看到他儿子这辈子是这样过来的,会怎样?“他若知道了,可能会失望,但是也不会干涉。”白先勇说,父亲虽然打起仗来绝不含糊,但在家算是“开明君主制”,“我二姐早就信了天主教,他也没说什么。”
白先勇说,如果没有父亲,也没有现在的他。尽管也有代沟,又隔着行当,但“我们都喜欢看书,喜欢古典文学。他念了很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记性特别好,整段整段都会背”。
白崇禧是“民国范儿”的典型代表——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位广西师范的模范生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学生敢死队,然后入保定士官学校深造。至于兵书,“《孙子兵法》他可以倒背如流”。之所以能成为名动天下的“小诸葛”,“拿你们大陆的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哈哈!”
“年轻时,还不这么觉得,现在老了,即便不是越来越像父亲,起码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看过《玉簪记》的人,都记得白先勇在北大“拈花成佛”的那一幕,他喜欢花就是受白崇禧的影响。“在台北家里,我父亲养了二三十盆兰花,我还记得素心兰一开花,满屋生香。”只是白将军是心怀家国之忧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君子自况选了兰花;而他的作家儿子,最爱的却是艺术家之花——茶花。“我在美国家中种的佛茶一开上百朵,粉色的花瓣,金黄的花蕊,特别美。书里记载的汤显祖家门前,应该也是这样呢!”
常言道三教九流,但白先勇掐指算来,“很有意思,我自己身上就五教:出身伊斯兰教家庭,虽然不笃信,但是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家里佣人我们都是要尊重的;上中学是天主教的书院,背过圣经的;逃过道家的虚,如今信了佛。”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白先勇对昆曲的碎碎念,甚至不惜落入了佛家“我执”的境界——既然昆曲是士大夫艺术的最美花朵,于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我为什么要担负这么多使命感?血脉里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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