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来自法官的“恐吓”
清晨，我洗漱好后，正在整理形状待发，手机响起，我看着这个久违而熟悉的法官办公电话，接起：‘许律师，你记着，我记住你了。我让你给我终结，你不给我终结是吗？你明天带着追加被执行人申请和证据来找我。’
“法官我没听懂你啥意思。”
“你不要装不懂，你明天带材料来。”电话直接被挂断。
这是我承办顾问单位的一件执行案件，案件立案后到这通电话已经四个半月，前期沟通查找财产无果，要求处置现有财产不同意，要求追加被执行人，被执行法官询问：有申请吗？有证据吗？有法律依据吗？当这三个问题均回答有之后，遭到法官强词拒绝。明确被告知：你别给我添麻烦、别给我增加工作量。经过计算立案时间和法院审限，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四个月，如果再等待下去必将会被要求终结执行或直接被依职权终结执行。既然当面递交申请不收，沟通已经很难显成效，我将追加被执行人申请及证据、法律依据，一并以EMS邮寄给执行法官。我将邮寄回执留在手中，有该份证据，执行在没有任何成效的情况下，他想终结已经渺茫。当然，这封EMS的邮寄，确实达到了无法终结案件的效果，接踵而来的是：“许律师，你给我记住，我记得你了，这通预料已久的电话。”
我假设了几种与法官见面后的场景，但都没有发生。他顺手将EMS退还给我，我把材料递给他，他然后言词坚定的告诉我：“追加是吗？行，按照程序要合议，你知道的，合议不通过会驳回，通过了我就给你追加，你回去等信儿吧。”
走出执行局，我不免自嘲，其实律师往往都是被法官呼来唤去、当做出气筒罢了，今天这一趟就是讲我邮寄的材料，又重新交一边，这么没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后来的事情也印证了我的感叹。我刚走出法院不到500米，电话响了：“你去打印户卡来，我要原件。”还没等我询问是自然人户籍信息还是被执行人公司户卡。电话再次被挂断。既然法官同意给我启动追加手续，我不想再招惹这只本来已经发狂的“老虎”。 我只能默默的照做，我一早便开车去30公里外的津南区打印公司户卡，然后回到律所所在区域派出所打印自然人户籍信息。当我把这些材料交给执行法官后，他只是看了一眼，说：“让你给我终结，你偏不给我终结”。然后，告诉我回去等消息吧，准备下周安排听证。我从法院回到律所，还没等喝一口水，电话里再次传来：“我忘了一件事儿，刚才让你来，是要给你做笔录的，忘做了。”
“没关系，我没走太远，可以再回来。”我心想着，好事多磨。
“不必了，就一句话，下周听证也可以做，询问下你申请我回避吗？”
我想着，已经得罪你了，还回避个啥，证据和法律依据都很严谨，我不信会出问题：“不申请。”
“算我求你了，你申请我回避吧。”电话里的声音差点让我笑出来。
我听出他的意思：“法官，既然话已经说到这，我认为有必要说一句。关于回避我不会申请，我没那么多事儿。另外，我觉得你是误会了。首先，你要是记得咱俩沟通案情的经过，你回想一下什么时候要求我给你终结了？有吗？第二，给你邮寄追加申请，我认为那样很有可能回款，当然我很清楚会给你增加工作量，惹你不痛快。但我不去做，我自己心里过不去，我也要给公司一个交代。其实谁不想干那种只赚钱不干活的事儿，如果你因为这怨我，我没意见，你就当我有病吧。另外，上次通电话，我已经得到你明确要求终结的意思，既然你已经明确同意办理追加手续，我已经向公司提交申请，申请公司办理追加的同时，将案件申请终结。”
“恩，行吧，下周听证见面再说吧。”电话又一次被挂断，但我在这句话里听出了他的认同。
事实证明，他一改往日暴脾气，说话变得诚恳，我和法官一同去执行局领导办公室协商追加事宜，并拿出法院2014年的指导性文件一同商议。事后与执行法官回到办公室的最后一番谈话，让我们彼此尴尬的关系，转为友好。执行法官一贯的严肃语气：许律师，你这太尽职了，不得不佩服。细想，谁聘请到你这样的律师，真的是他的幸运。被几天前还“恐吓”我的法官如此抬举，确实美不胜收，但我真的不擅长被人家直面抬举。我也赶紧恭维回来：某法官，您在我们业界，还是很有名气的，大家对您的口碑也很高。他好奇加臭美的问：咋评价的？我们同行都说：您暴脾气的被后隐藏着一份干实事儿的内心。两个老男人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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