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分析与探讨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区域分化特征更加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的粗放化和单一化特征明显。与东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优势产业以资源密集型工业为主,呈现出低端化、高投入、高消耗等特征;西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技术的矿产资源深加工行业。 同时,除重庆成都等区域核心城市外,战略新兴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产生产业集聚规模和辐射效应。环境成本的上升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对东部和中部相关产业的梯度转移构成障碍和挑战。二是产业低端、单一导致区域经济金融风险骤增,人口的区域集聚效应差,西部房地产面临更大的去库存压力,鄂尔多斯(600295,股吧)“空城化”就是一例。三是经济好转不能依赖投资力度的加大和房地产投资的反弹,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效率正在递减。一段时间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房地产库存的膨胀以及价格的暴涨,西部地区也在此过程中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将信用短时间扩张至房地产以及其具有资产优势的传统产业,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高的矛盾,自发性、主动性投资持续低迷。
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更加脆弱。一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抑制特征明显,往往面临本地法人金融机构数量少和渠道窄的约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金融结构不合理。由于地方企业一般资质不够高,地方又缺少提供专业服务的证券类机构,进入资本市场比较困难,导致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融资成本高企。三是对银行依赖性加剧地方金融风险。欠发达地区企业习惯性依赖传统的银行业机构进行信贷融资,但在当前宏观经济风险持续释放的压力下,银行业金融机构收紧信贷,尤其是辖区外银行抽贷、压贷较多。政府力量难以独撑投资驱动快速发展。一是政府“家底”(财政收入)有限,与金融互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资金杠杆作用未充分发挥。二是政府内嵌“融资”功能,难以减负。政府传统的资产注入包装方式造成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量非常大,但能抵押变现、产生现金流的有效资产普遍不足,成为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和实体化转型的最大障碍。三是平台公司政企不分。融资平台公司长期在政府体制框架内运作,是政府融资的重要平台和抓手,政企不分现象非常普遍,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建立。四是存量债务较大,“庞氏”风险显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多年的债务积累使得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负担重,同时不断新增债务,造成其“借短还长”、借新还旧现象普遍,偿债风险较高。除此以外,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信用风险积聚的环境下,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可能引发债务代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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