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世界，逃离故乡
比危险更可怕的是死亡。
毕节四兄妹中的长兄、14岁的张启刚给人们留下了一封遗书：“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张启刚的绝望并非孤例。2014年1月20日，新京报曾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小闯在接到妈妈电话后，在厕所房梁上自缢身亡。他妈妈在电话中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2013年，跟着爷爷奶奶在苏北农村长到13岁的留守儿童小宇约了好友小丽，与另一名留守儿童一起喝安眠药自杀，所幸获救。
究其原因，是每年至多见到父母两次的小宇在一次吵架中害怕父母离婚，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调查发现，如果父母不能保证每3个月与孩子见面一次，孩子的“烦乱度”会陡然提升，对生存现状产生焦虑。情绪容易出现躯体化、恐怖、敌对、偏执、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问题。
逃避，成了孩子们应对危机的方法。另一种逃避，是逃离家乡。
2012年，有媒体报道称，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的新来源。
当年，毕节垃圾箱中取暖的5个孩子，在遇难前已沦为了流浪儿。一直睡在拆迁工地中的他们，为了避雨躲进了垃圾箱。
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曾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他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政府帮扶责无旁贷
有人觉得，留守儿童像是这个时代的“制度性孤儿”。
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专家叶敬忠分析，留守人口现象根源于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挤压，导致乡村的衰败、凋敝与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加深城乡差距。
让他们跟着父母一起进城，曾被认为是针对留守儿童的有效解决办法。然而，诸多现实体制难题摆在面前。
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村入城儿童难以入学，或者入学费用太高，一系列现实壁垒，又让孩子成了进城务工的父母们最大的难题。
大多数农民工最终都无法在城市扎根，宁愿让孩子们留在乡土。
2012年，五个孩子惨死垃圾箱后，毕节市决定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作为留守儿童大省，这三年间，贵州不可谓不尽力。2014年4月贵州省教育厅、省妇女联合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各地政府和公益组织也纷纷行动。包括建立公益性寄宿学校、儿童托管、在农村校园内设立寄宿制和心理疏导机构等。这些措施让难题有所缓解，然而，社会救助难以覆盖六千多万这个庞大的数字。
让这些儿童们少一些留守和流浪，远离灾难与凶险。父母的关爱无法取代，各地政府的帮扶和疏导更是责无旁贷。
因为，孩子们不仅是为家庭在留守，也是在为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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